该怎么保护邵医生们不被舆论伤害？
我们往往希望社会舆论最终能导向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最起码在互联网时代，舆论并非每次都让事情有好的结果，比如这次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邵医生的悲剧。一个经验深厚，富有职业精神的医生，被逼到自杀的地步，无论如何都是巨大的悲剧。而这类事情，并非只发生过一次，到底还要有几次才能不再出现呢？
当然，把这次的悲剧说成是网络暴力，其实是只说了一半。虽然确实几个患者家属参与了对邵医生的网暴，但是对邵医生的车进行侮辱性破坏涂鸦这个事情，可是发生在下线的。这并非是那种难以找到账号后人员身份的网络暴力，而是可以找到实际责任人的，有线下的明确证据的情况，这比单纯网络暴力想要处理起来，实际上是简单很多的。
所以我们看到，对周口事件的批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认为当地公安机关和医疗部门没有在事前处理这件事情。明明在事发之前邵医生和家属都已经报警，为什么没有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类似的批评在当下的热点事件中很常见，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发展的路径经验，很多部门习惯性用和稀泥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然而和稀泥的作法既不符合当下的舆论环境，同时还培养出来一批钻空子的人。公众希望改变这个情况，这无疑也是当下社会治理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也希望经常和稀泥的现状改变，但是在周口这类事件中，如果当地公安机关提前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就一定万事大吉吗？恐怕并非那么简单，舆论很可能会变成当地机关和医院联合压制患者与家属的正常诉求，类似的事件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某些当下为了邵医生而义愤填膺的意见领袖与自媒体，到时候又会站在什么位置呢？
以这次的事情为例，参与网络暴力的三家患者家属，他们真的不知道邵医生已经尽职尽责了吗？从现在已知的情况，邵医生在这三个患者的处理中没什么问题，面对羊水栓塞的处理更是尽心尽力。其实他们心里也多多少少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也想利用舆论闹一闹，看看能不能争取补偿。但如果不出意外，假如当地公安机关提前出手，各路反对“按闹分配”的意见领袖，怕不是又要“关注弱势群体”了。
虽然笔者依然完全不认可当地公安机关和医疗部门在事发之前的处理方式，但是他们的行为并非是没有原因的。舆论在医患矛盾之中站在错误一方的情况，发生的次数并不少。从这个角度，我们会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和稀泥的方式并非是简单的懒政。
如果非要说的话，医院在这类问题上，大概有三个方面可以改进，分别是法律，宣传与心理健康。注意，这里说的并非只是周口第六人民医院，而是覆盖了我国大多数医院，虽然他们没有这么激烈的问题，但不代表他们没有缺陷。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国大多数医院没有专门的法务团队，面对各种医疗纠纷的时候，处理的手段往往都不算成熟，对医生的法律保护，也差了点意思。像是美国的各路医疗集团，都有规模庞大的法律团队处理各种情况。虽然笔者并不支持搞成美国那个样子，但是该有的东西没有，还是不合适的。
宣传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我国不少医院宣传水平不低，十分擅长使用新媒体形式，还打造出了一些明星医生。但是这里所说的宣传，指的是面对类似医患矛盾情况下的舆情处理，这方面恐怕就需要专业的团队了，在当下的情况，只靠捂盖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可能会让问题更加复杂。不过这种团队着实不多，就算是专业的流量明星，舆论团队往往也犯下低级失误，就算是美国的巨头，搞舆论也依然会翻车。
心理健康是个很现实的矛盾，就算没有医患矛盾，医生往往也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近年来医务工作者自杀的案例并不少见。类似心理咨询这样的形式虽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有助于防范风险。
不过就算是有心理咨询门诊的医院，内部往往也没有这样的设置，更别说这种科室都没有的了。面对网络暴力与社会压力，往往是更善良的那些人更容易受伤，如果遇到一个滚刀肉，网络暴力的逻辑反而不太管用了，如果用女性主义那套去攻击那个患者家属，只怕是什么用都没有。所以设置心理健康部门是有助于保护好人的。
坦白来说，这三者都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在降本增效的大环境之下，又有几个医院愿意设立这样的部门呢？即使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论证这些部门的价值，但是又有几个领导有积极性去设置呢？这恐怕需要行政的力量才能落实。
而某些资金雄厚的私营医院，如果既擅长法律，又懂得搞舆论，那么人民群众的维权是否会很困难呢？虽然我国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准确实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医患矛盾各自情况不一，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医生占理，并非每个医生都有邵医生这样的道德水平，而按照资本规律运行的医疗系统的问题，显然远非一个道德问题。
而如果没有医院甚或更强力的部门在背后支撑，这类医患矛盾舆论问题自然容易滑向混沌。从常识来说，邵医生的医德深厚，能力上也可以处理极为复杂的羊水栓塞问题，理论上在舆论中是有巨大优势的。但如果不是因为她以这么极端的方式寻求自证，就算她做的再好，依然会有人对邵医生进行网络暴力。
理由也很简单，这些患者家属在网络上对于邵医生的攻击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在事情演化成今天的悲剧之前，那些称赞邵医生曾经行为的内容，点击量又有这些网络暴力的几分之一呢？说到底，对立的内容，是更利于流量的传播的。
人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往往只能靠有限的资料，患者家属完全可以用裁剪式表达的方式，使得很多人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而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算法，更是会加重这种偏见；同时医学本身的复杂性，又会使得对此缺乏理解的普通人，更容易产生恐惧心理，想想某些完全不符合科学的“健康短视频”的点击量，我们不难意识到，在当下制造医患矛盾或是其他的矛盾，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每次遇到类似的事件，对平台的批评都是必然的，但请恕笔者直言，虽然确实落地了不少的整改措施，但是最终的结果却都谈不上理想，即使考虑到国际上的经验，我们也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解决的方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这些平台进行道德批评。原因无他，各种网络暴力与虚假信息的事件，平台无疑都是有巨大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并非是来自于平台的某种恶意，而是当下互联网的基本逻辑，也就是流量就是一切。
互联网是当下世界最大的广告平台，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流量就是金钱，而互联网企业就是为了赚钱，这是非常直接的资本主义底层逻辑，不改变这个最底层的逻辑，当下网络的各种问题，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其他的问题都只是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比如说有人认为，当下网络暴力的增多，原因之一是因为审核人员被降本增效成了不靠谱的AI。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底层问题是，降本增效本就是当前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的逻辑，比如说在特朗普胜选之后，砍掉事实核查员的各路美国互联网企业，究竟是一颗红心向特朗普呢，还是降本增效的成分更多呢？毕竟，现在的硅谷股票，可是一裁员就上涨啊。
长久以来，我们都把互联网当做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如今，这个虚拟的世界已经对现实世界有着极大的影响了，虚拟世界已经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了。如果继续让这个世界按照纯粹的资本主义逻辑运行下去，那么我们恐怕不得不看到一个现实，就是以流量算法驱动的平台，对整个社会产生的负外部性，远高于带来的正面属性。作为一个公共平台，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合理的。
当然，究竟要什么样的社会形式才能限制互联网带来的负外部性，终究需要实践给予我们答案，我们不该提前预设结论，而这个答案，来的大概也不会太快。但那样的形式，大概会是某些天天最喜欢说什么互联网自由的人不太高兴，不知道他们说的自由，是否包括被当猴耍的自由。
这套流量为王的逻辑，影响的远不止企业，更多在于对网民的影响。说到底网络暴力这种事情，虽然必然会有少数人作为主导，但是如果没有大量普通网民的参与，那也是形成不了的。而这些普通网民，并不需要收钱，也不需要什么其他的东西，只要所谓的正义感就可以驱动他们进行网络暴力。
但说到底，正义感只不过是人类这种物种大脑高级活动带来的一类情绪，和现实之中的正义没什么关系。而算法驱动的社交网络，实际上可以通过类似斯金纳箱这样的形式，通过对人的驯化，来批量制造正义感。通过观点类似的一群人，一块说着看似大义凛然的话，个人很容易陷入正义感的陷阱之中，甚至出现所谓的正义感成瘾。
而类似的情况，又何止在医患矛盾问题之中出现呢？性别问题，文化问题，乃至于哪个运动员历史地位高的问题，都可以在互联网制造出这种正义感的先进。
偏偏在当下的互联网，要反驳这件事情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套逻辑的背后，是被一种庸俗化的“人民史观”所驱动的，而这种庸俗化的“人民史观”，偏偏又极其流行，甚至哪怕最看不起人民群众的新反动主义者，也会使用这套话术，反驳这套东西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人民史观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来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通过生产生活创造历史。但这从来不意味着人民不会受骗，不会犯错误，干什么都是对的。偏偏后一种的史观在有时候更加流行，其实这倒是可以理解，毕竟后一种史观，很符合新自由主义大环境之下，那种虚假的个人自由最大化原则，十分满足新自由主义催生的自恋问题，通过混淆自恋与自由，欺骗了太多人。
在互联网算法的助推之下，这种假人民史观十分流行，于是我们看到，不少人在某些假的过分的热点之下，以为人民发声为理由，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就算自己错了，也不愿意承认，永远被骗，永远热泪盈眶；
或者就是在舆论不向着自己的情况下，说出“这届人民不行”这样奇异搞笑的话，或是开除掉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的人民籍。这哪里是什么人民史观，简直是唯我独尊史观啊，喜欢的就是人民，不喜欢的就是敌人。
说到底，人民史观并非是一种自恋的史观，相反是很现实主义的，但互联网算法助推之下，放大了一些人心中的自恋。就以医疗问题为例子，这类专业问题是有一定门槛的，人民史观代表的是大家有权利在医疗问题之中捍卫自身的一切正当权利，但是不代表非专业人士的点评大于专业人士。
至于那些传播不实信息的KOL，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选择，作为一个个体，对不同的事件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假如一个KOL的点击量，以迎合情绪化为源动力，当他有一天无法迎合情绪的时候，他就会被淘汰，这和KOL作为创作者本身的能力或是道德其实没什么关系，仅仅是互联网流量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意见领袖的地位，大概接近于左拉语境下的“知识分子”，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但当下这样的意见领袖模式，真的能帮助社会治理吗？
这些并非是什么“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批评，而是对于当下流量驱动之下的互联网情绪的一种描写。显然，这并非是正常人想要的情况，我们不该把这样的现实当做是舆论的正常情况，这是亟须改变的。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希望用富有公民精神的公意，来参与社会的治理，公意并非是简单的大众意愿，而是在理性驱动的公民精神之下的意愿。思想家们希望通过公众教育来实现这一点，但是几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种公意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理想化了，最起码当下的教育，是实现不了这一点的。
当下的现实中，舆论究竟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个需要时间去检验的问题。但舆论不能也不该成为无限制情绪与暴力的工具。网络暴力成了明码标价的成熟生意的社会，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我们需要保护好人不受到舆论暴力的伤害。
一个更完善的舆论场，不应该由情绪与流量代替真正的正义，否则社会的公平正义将总是难以保障。如何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